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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五聿映线年的春天，华南的雨下得很勤，公路却比往年热闹许多。南下的车队在山间穿梭，一路尘土飞扬，很多战士第一次近距离看见成排的美式轿车、卡车从自己面前开过，忍不住多看几眼。在那个军需紧缺的年代，汽车既是重要装备，也是胜利的象征，谁缴获了几辆、从哪位旧军阀、哪位高级将领手里缴来的，背后都隐含着一段颇有意味的故事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在这场大规模接收与改编的过程中，一辆天蓝色的美国别克轿车和一把指挥刀，居然串起了两位开国大将之间一段颇为传奇的“玩笑”，而这段玩笑背后，既能看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幽默，又能看见他们几十年生死与共结下的深厚情谊。

　　一边是稳重老成、资历在十大将中数一数二的张云逸，一边是文武皆优、又爱“斗嘴”的陈赓。要弄懂那句“我就要这辆”，不妨从两人更早的一场“戏”说起。

　　押解队伍刚出公寓大门，又被一伙人拦下，对方坚持要检查，双方故意争执，场面紧张得几乎要动手。张云逸见状，只得再次表明自己不是贩毒之人，却换来警察头目一记耳光。那人恶声恶气：“执行你们的任务去，别看热闹，小心跑了狐狸。”后面的人只好退开，继续守在原地。

　　抗日战争时期，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，为人一向严厉，不喜铺张。谁若在生活上对他搞特殊，往往会被他当场批评。有一次，前方总部四科副科长谢汉初送了一个猪肝给他，算是改善一下伙食。按一般人的想法，这点小意思算不上什么事，可彭德怀不这么看。

　　他严肃地让作战科长何延一去问清楚，这猪肝的钱是个人掏腰包还是动了公家的账目。等确认情况后，他又打电话让谢汉初把猪肝自己拿回去，还责成党支部专门开会讨论此事。后来部队路过中条山，当地一位党的负责人热情招待，做了好几个菜。彭德怀一边吃，一边问：“你参军时是什么成分？参加革命时从家里带了多少钱？”那人想也没想就说自己在家只是店员，没带什么钱。彭德怀立刻变了脸：“你没带钱，哪来的钱招待我？我有我的伙食标准！”

　　原来早些年，有一次彭德怀去视察，按规矩，客人是要吃大灶的。陈赓却偏偏搞了个“调包”。表面上给彭总准备的是粗菜淡饭，自己则关起门来吃鸡肉。他刻意拖着不出来，彭德怀觉出端倪，干脆推门而入，一眼就看见桌上的荤菜，忍不住大声训斥：“好啊！给我吃白水萝卜，自己关门吃好的？你不给我吃，我偏要吃，快拿碗筷来！”

　　结果彭总这一坐下，陈赓反倒“反客为主”：“给你吃好的，你还骂人。”一句话说得屋里的人都憋不住笑。从那以后，两人之间就多了一份说不清的默契。彭德怀嘴上厉害，其实对陈赓的直率和幽默颇为欣赏。也因为有过那次“鸡肉事件”，到了1943年，他见陈赓杀猪宰羊，没有像对别人那样严厉追究，反而当成一桩“小插曲”记在心里。

　　陈赓喝了一口酒，逐字斟酌：“你不该让我留在西北保卫陕甘宁，而该让我南渡黄河，东砍西杀，在敌人胸口再插上一刀。保卫根据地，可以就近调兵。把我调回陕北，说得不谦虚些，是大材小用……”

　　这一番话，既有对全局形势的判断，也有他一贯的进攻思路。当场板起脸，甚至提起他当年在黄埔军校救过蒋介石的旧事，言辞极重。陈赓立刻表态，坚决服从中央决定。就在气氛紧绷时，忽然大笑，戳着他的鼻子说：“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同中央想到一块去了。”周恩来在旁边解释，其实中央已经决定让陈赓南下，展开外线作战。

　　这一来一回，多少带着一点戏剧色彩。可从中也能看出一个事实：陈赓敢说、会说，又能在玩笑中把道理说透，这种性格在高压战事中反而成了一种难得的调剂。

　　他提前吩咐司令部准备了丰盛的饭菜，打算借机叙叙旧。谁知陈赓这边，却比预计时间提前了足足一个小时到达。一到司令部，他没急着去办公室寒暄，而是直接带着参谋钻进了厨房。

　　这下轮到张云逸哭笑不得。陈赓却在一旁装模作样：“张老，就拿这几样招待我们，可有点说不过去。”话里话外故意“挑刺”。张云逸被逼得有些尴尬，只好想别的办法弥补。这时他突然想起，前些天部队缴获了李宗仁留下的两辆美国别克轿车，车况极佳，是1949年前后美方提供给高层的高级用车。

　　原来，陈赓在检查后备箱时，看见里边放着一把指挥刀。从出身、制式和保管位置来看，极有可能就是李宗仁的专用军刀。对一般干部来说，这只是一件装饰性的战争纪念品，可对亲历过几十年戎马生涯的人来说，这把刀象征着一段历史的结束，也是国共力量消长的见证。

　　电话里，张云逸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等于“不经意间”把一辆车和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战利品一并送了出去，被陈赓“套”了一回。他哭笑不得，只能认账。陈赓倒是说得明明白白：“送出去的东西，可没有再要回来的道理。”后来，这把指挥刀并没有留在个人手里，而是上交，最终收藏在军事博物馆里，作为一件见证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实物。

　　这段故事看似轻松，却折射出几层耐人寻味的意味。一方面，是战友之间的互相打趣，背后有几十年生死与共、彼此信赖做支撑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对“战利品”态度的一种折射——并未把它当成私人炫耀之物，而是交给国家保存，让后人看到那段历史的真实痕迹。

　　陈赓1898年生于湖南，早年留学苏联，又在黄埔军校任职，是典型的文武兼修。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多次重大战役，长征中身负重伤仍坚持行军，到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更是屡次统率大兵团作战。开国后被授予大将军衔，既以战功著称，也以谋略见长。在不少老看来，他算得上是能上沙场、也能谈兵论史的“儒将”。

　　恰恰因为有这样的经历，他对战争与权力的理解，远非一两句玩笑可以概括。面对彭德怀时，他敢拿鸡肉说事，却心里清楚对方在生活纪律上的坚持；面对，他敢提出“南渡黄河、东砍西杀”的建议，也很清楚自己在全局中的位置，一句“大材小用”固然有自信，但在中央正式决定面前，他依然是坚决执行。

　　再说张云逸。1892年出生，比陈赓年长六岁，是十大将中资格最老的一位。早在辛亥革命时期，他就参加新军，后来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。1927年前后，他逐步走上中国领导的武装道路，参与组织南昌起义、百色起义，是红七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。长征时，他在南方坚持游击战，经历的艰险毫不逊于中央红军主力。

　　这类细节，可能比简单的“战功表”更能说明问题。那些在史书中以军衔、职务出现的名字，其实也是有脾气、有脉络的人。有人外表严肃、内里爽直；有人爱开玩笑，却能在关键时刻分得清轻重。这种性格的丰富度，恰恰构成了那一代革命者群像中最有温度的一部分。